支农金融处事瓶颈待打破银行怎样“深耕”涉农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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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市银行2018年年报数据,涉农贷款在各行贷款总额的占比较小,且涉农贷款不良率大范围趋升。专家表示,由于监管要求不同,且各家银行的发展定位和服务优势各异,使各行在涉农业务方面的表现有所差异,但整体看,目前涉农贷款余额增速有所反弹。

不良率上升需理性看待
  根据29家上市银行2018年年报数据,除农业银行、邮储银行、江阴农商行、青岛银行等少数银行外,其余银行的涉农贷款在其贷款总额中的占比较小,且多家银行呈下降趋势。例如,2018年末,工商银行涉农贷款占比较2017年末下降了0.1个百分点,同期建行占比下降0.7个百分点,平安银行下降0.3个百分点,浙商银行下降1.1个百分点等。
  “涉农贷款在各行贷款总额中的占比较小,可能有三个原因。”交通银行博士后阮刚铭认为,“首先,与央行对涉农贷款考核的多样性有关。之前央行MPA考核指标中,对涉农贷款的考核有四项,包括涉农贷款增速高于自身各项贷款平均增速、涉农贷款占总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等。银行只要在四个指标中任选其一即可。而除农业银行和农商行等涉农业务占比较高的金融机构外,一般大中型商业银行会选择涉农贷款增速高于自身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这一考核指标。其次,样本本身存在偏差。由于央行对涉农贷款只有定性要求,各银行的统计口径或存在差异,导致观察到的涉农贷款占比减小。第三,通常而言,农商行的涉农贷款占比较高,但上市农商行不多,导致上市银行的涉农贷款占比较低。”
  “目前来看,虽然涉农贷款占比有所下降,但涉农贷款余额增速有所回升。”阮刚铭对《上海金融报》记者补充道,“2019年3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做好2019年银行业保险业服务乡村振兴和助力脱贫攻坚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持同口径涉农贷款余额持续增长,完成普惠型涉农贷款差异化考核目标,实现普惠型涉农贷款增速总体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根据央行的数据显示,2019年一季度末,涉农贷款余额为33.7万亿元,同比上涨6.8%,较2018年末5.6%的增速有所提高。”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涉农贷款不良率趋升。“以大蒜种植为例,根据我了解的情况,去年大蒜种植每亩大约要赔2000元。对流转土地种植的专业户来说,去年种植大蒜的损失将使他们失去还贷能力,这将导致银行涉农贷款不良率提升。同时,农业生产周期长、资金收回慢,也会导致涉农不良贷款的增加。此外,一些涉农生产企业盲目贷款投资项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涉农贷款不良率。”金融从业人员田忠华对《上海金融报》记者表示。
  “银行涉农贷款不良率上升,可能有几个原因。”阮刚铭指出,“首先,涉农贷款服务对象主要以中小微企业为主,此类企业产业化程度较低,主要‘看天吃饭’,且抵押品不足,很容易影响涉农贷款的不良率。其次,《通知》强调,对于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涉农贷款、精准扶贫贷款不良率高出自身各项贷款不良率年度目标3个百分点(含)以内的,可不作为监管评级和银行内部考核评价的扣分因素。该指标此前为2个百分点,不良率放宽也部分改变了银行类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
  “目前监管要求将逾期贷款超过90天的都纳入不良,以致各类贷款不良率都有所提高,仅聚焦涉农贷款的不良率提升有失偏颇。”阮刚铭进一步指出。

多管齐下突破支农服务瓶颈
  有观点认为,一些大型银行在发放涉农贷款时力度不大,对涉农支农的金融服务表现消极。对此,阮刚铭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公允。
  “首先,各家商业银行的经营定位不同,对涉农贷款的支持力度自然不一样。一般而言,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和部分农商行在定位上更偏向服务‘三农’,而其他银行定位不同。其次,县域是涉农的主要‘战场’,农商行在特定区域内拥有比其他银行更多的信息优势,能够与农户等进行更好的沟通交流。农行、邮储银行等则有更多网点,也可更好地服务农业小微。”阮刚铭表示,“此外,监管机构对不同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要求也不同。对于农发行、大型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邮储银行,要求实现普惠型涉农贷款增速高于自身各项贷款平均增速的目标。而对于城商行、民营银行和农村中小银行机构,则要求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占自身各项贷款余额超过一定比例(各银保监局自主制定标准)的,经报当地银保监局同意,在确保实现辖内法人机构总体完成普惠型涉农贷款增速高于辖内各项贷款平均增速的基础上,可适当放宽对个别机构的考核要求。”
  “各家银行由于定位、布局、优势及监管要求等不同,导致其各项服务存在差异,不需要过分关注。”阮刚铭称。
  但不可否认的是,突破支农金融服务瓶颈,仍是银行必须要做的事情。对此,田忠华认为,一方面,监管层应出台配套支农服务政策,如对城镇居民贷款(包含生活、小额消费、小额固定资金投资等)给予政策优惠和税收减免。另一方面,各职能部门应积极配合银行做好不良贷款的清收和盘活工作,通过行政和法律等多种方式对“老赖”进行清收,营造良好的诚信环境。
  阮刚铭则表示,要突破支农金融服务的瓶颈,需要从四方面入手。首先,重点发挥地区农商行和地方法人银行的作用。银保监会明确提出“农村商业银行以在银行业10%的资产占比规模,贡献了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的22%和21%的规模,成为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名副其实的金融主力军,在助力县域经济发展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通过引导和鼓励成立新的中小银行,改善银行业结构,促进更多金融资源流入涉农和普惠小微企业群体,更好地匹配其融资需求。同时,对地区农商行和地方法人银行要进行适当限制,避免少部分农村商业银行出现经营定位“离农脱小”的盲目扩张。
  “其次,各大商业银行应发挥好存量优势。大型商业银行要充分使用好已有的普惠金融部设置,持续优化‘三农’事业部组织架构和治理机制,进一步完善激励体系,通过优化体制机制更好地服务涉农。发展小型银行不可能一蹴而就,澳门银河官网娱乐场,盲目‘大干快上’容易导致金融风险的滋生。因此,在现有条件下,应进一步发挥好存量商业银行服务。”阮刚铭进一步表示,“第三,完善外部担保机制建设。要加强商业银行与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和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等政府性担保机构的深度合作。商业银行作为经营机构,盈利始终是其追求的目标,引入外部担保机构能减少其信用风险,改善其风险偏好。最后,要完善保险体系建设,通过设计合理的保险产品,改变‘三农’行业‘看天吃饭’的现象。同时,要加强金融基础市场建设,特别是金融衍生品市场建设,通过优化和设立更多的农产品金融类衍生品,更好地帮助农户进行风险对冲。”